在医生们看来，公立医院的院长们，或许是未来诊所新政落地的最大阻力所在。院长们还没发声，医生们就担心会遭遇或明或暗的“陷阱手段”。

     “院长会担心，医生会不会把风险小、收益高的病人留给自己，把风险大的患者推给医院？原本在公立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否会被分流到医师诊所，从而削减医院的收益？”王辉说，一旦诊所的运营步入正轨，医生可能放弃公立医院的职位，院长们还将面临人才流失。

       院长们的焦虑并非杞人忧天。2016年5月，北京某知名眼科医院的两位主任，在未经医院批准的情况下，在多家医院执业。同时，他们还以无法做检查或缺乏晶体为名，多次将患者介绍到其他医院做手术。事发后，院方决定免去二人主任职务，分别扣罚12个月、10个月奖金，并将二人相关违纪问题移送市卫计委医政部门处理。

       诊所新政，还给院长们留下众多待解的难题——如何给医生排班？如何分配医生在医院和个人诊所的时间比例？怎么给开诊所的医生发工资？

       “政策能否落地，关键在于劳动人事关系改革能否跟进。”宋冬雷说，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医生聘用体制不同，中国的医生不是“社会人”，而是“单位人”——医生是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员工，薪酬、职称晋升、养老保险都在医院。“单位人”的身份，正是医生开办诊所、多点执业的最大阻碍。

       而在不少欧美国家，以及中国香港、台湾等地，劳动合同制是医生与医疗机构合作的主要方式。宋冬雷就有很多同学在美国工作，只有约30%签订了全职合同。

      “如果未来，公立医院能准备全职和兼职两份合同，注明工作属性、时（天）数、薪酬支付，允许医生成为一定程度上的‘社会人’，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”宋冬雷说。签全职合同，医生就全职为医院工作、享受全职薪水；签兼职的合同，那就拿兼职的报酬，“大家两不相欠，这是一定要明确的。”

      “如果院长能接受现代管理的思路，就能接受两份合同。”宋冬雷坦言。

       他希望有朝一日，公立医院的院长能从“管理者”转变成为专家提供服务的“服务者”，“专家只要为医院干活就行了，干嘛非得死死拽在手里？院长服务好了，没准专家就一心一意跟着你干了，这才是良性的过程。”